這學期期初寫的文章,一度很想PO在FB上。

後來想了想,放棄了,不想多生事端。

但,這仍是我實實在在的感受。

我想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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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任專輔一年了,回想過去大量且密集處理三級個案的經驗,也不過就短短的輔導組3年+專輔這一年。
時間雖然不長,但這兩段經歷,還是讓我有很不同的感觸。
深刻感受到行政權力在處理個案上的意義和可以發揮的強大作用。

 

我很喜歡看怪醫豪斯,除了豪斯醫生很帥(大心)外,豪斯和醫院裡其他醫生不同的地方,很多時候在於他將病人視為一個整體去瞭解、觀察、思考,做出判斷。


通常會來到他這裡的,就已經是很症狀成因都很複雜的”三級”病人,他不會一邊看病人一邊說:「這個是眼睛的問題,不歸我管,請你去找眼科」;或「這個是腦神經外科的問題,請你去掛腦神經外科」。相反的,他會去瞭解這個病人的過去經歷、背景、家庭環境.....並且用盡各種方法(儘管有時候是非法的方法,比如私闖民宅XD)找出可能的病因,對症下藥。


過去當輔導組處理三級個案時,輔導工作比較像豪斯醫生這樣。我有很大的空間和權力用盡各種方法去瞭解、幫助我的個案。


這一年,時空環境變了、角色變了。也許是輔導人力多了很多很多,再加上一些人的個人議題或學校文化,無論校內、校外,許多工作被切割出去。做個案做到最後常常不是在處理個案問題,而是在面對政治問題。


所以在這一年常聽到下面這些聲音:「你為什麼要做這個,這個不歸我們管,應該是XXX(請自行帶入導師、學務處、教務處、社工師、心理師、兼輔老師、其他老師......等等等等)要做的,請他去找XXX!」;「XXX叫你做什麼的時候,你不要理他知道嗎!」(疑?我以為那個”什麼”本來就是三級輔導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嗎?);「你不要做這些,這樣會壞了規矩(剛開始我不知道是什麼規矩,後來知道了,卻也發現所謂的規矩也經常變來變去=.=)」;「你這樣幫學生爭取,我覺得你對學生太好了!」(疑?我以為這是我這個校內唯一和學生密集晤談很多次的專輔,在盡力瞭解他後做出的評估和處遇建議ㄟ?!)


後來我漸漸理解到,原來在這裡(我得說真的就只是這裡,我也知道有別的學校是很不一樣的),專輔的功能被切割到只處理一小小小小部分的事,而且最好不要太積極主動去做什麼或建議什麼,否則一不小心落入政治問題,就是黑掉。


所以,當某個很熟的社工困惑的對我說:「這種個案你們以前可以處理得很好阿,怎麼現在搞到這樣。」或「學校可不可以改由輔導室@$%&*,或點點你可不可以@##%&*,這樣其實對學生比較好ㄟ,事情也才不會一直卡住。」我也只能無奈的呵呵兩聲。
不是我不願意(只要對學生有幫助,大部分的事我都很樂意的),也不是我不能,而是我不被允許去做這些。


很多事以前可以,現在不行了。
以前行政可以為了個案的最大利益和需求,盡可能的給予彈性;現在則是遵守行政自己訂出的原則、規定、SOP,比個案需要什麼、適合什麼更重要。


不同的行政態度,造就出不同的結果--有些個案以前可以處理得很好,現在也沒辦法了。


當然,既使給了充分彈性仍有一些個案救不回來,但至少學校盡了最大努力,問心無愧;而不是明知有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地方,卻礙於政治問題只能裝作看不見、聽不到,最後就是大家都放著個案不管。


看到過去和現在學校輔導環境、作風的不同,看到那些更需要行政協助與支持的三級個案如何被大人之間的個人議題與政治問題卡住、無法得到妥善的處遇,這一年,我充滿遺憾與難過。

 

然後,我想起身邊一個我很欣賞的專輔,他曾經跟我分享他的經驗。
他說他之前的學校很升學,非常不重視弱勢學生的困難和需求,那些三級個案的權益經常被忽視、該用在他們身上的經費也被挪用.....。身為常常處理三級個案的專輔,他在那裡很痛苦,經常感到自責,覺得自己在那樣的環境下無法堅持為個案爭取最適合他的輔導處遇方式,辜負了許多孩子。那一年他領悟到:對某些學生(尤其是三級個案)來說,輔導室已經是學校體制內最後一個能幫助他的地方,如果連專輔都不站在他這邊,那還有誰會站在他那邊。


他的自責,我懂。


這一年,我也曾因校內的政治問題,放棄為我的個案爭取最適當的處遇方式。以我對他的瞭解(而我想在學校內,我應該算是最瞭解他的人了)和我的經驗(可以自稱為專業嗎),我明知怎麼做對他最好,但我不是行政,沒有輔導處遇的決定權,連提供建議都很危險(一不小心就會被扣上一個「對學生太好」的大帽子=.=);還有,我害怕在政治鬥爭裡黑掉、害怕被攻擊、被人在背後說壞話.....但我也無法昧著良心鄉愿的附和我覺得不OK的事。於是,我選擇了沈默,讓那些片面理解個案的人決定個案的未來,而我則安靜低調的做我那被切割後剩下的一小小小小部分的事。


對某些個案來說,我只做那一小小小小部分的事就已經足夠,他們能因此穩定、好轉。但對某些症狀、成因複雜的個案來說,只是這樣是不夠的。


很不幸的,我眼睜睜看著我的個案每況愈下,既使以我對他的瞭解會走到這一步我並不意外,但也無法多說什麼(說了也只是放馬後砲吧);既使我也無法保證當初如果我再堅持一些,結果會不會有所不同(誰又能保證未來呢)。但摸著我的良心,我無法否認我的懦弱錯過了幫助他的最佳時機。再看到其他個案,在莫名的行政決策與校內政治問題中,被很隨便的對待。每天接觸這些令人無奈又狂翻白眼的事,似乎只能消極的安慰自己:誰叫他們出生在這一年,遇上這些人,這也是他們的命吧!


而我有因為選擇閉嘴而變得比較白一點嗎?!好像也沒有ㄟ(囧)。

 

那位專輔後來離開了原學校,到了新的學校後他選擇勇敢表達自己對個案的評估和建議,積極為個案爭取和發聲;更幸運的,他有一群很棒的行政主管,對於第一線和學生接觸最多、最瞭解個案的輔導老師給予很大的尊重、支持和空間。少了政治因素的干擾,輔導行政的權力可以好好地用在幫助個案上。他終於不用消極的自我安慰「這是學生的命」、「人生很難說,誰又知道未來會如何」(這些話在盡了全力後說,是對人生的灑脫;在未盡全力、能做卻選擇不做時說,就只是用來安撫自己過不去的良心吧),也不用再自責覺得對不起個案了。


而我,還在這裡。


好在,身邊還有許多校外朋友,能一起討論怎麼在專輔的位置上真正幫助個案。否則在一個封閉的環境待太久,很容易迷失方向、失去信念。
好在,過去短短3年的輔導組經驗,讓我得以接觸到許多厲害的人,他們處理個案的態度和作法,讓我見識到輔導工作可以發揮多大力量和成效。
好在,新的一學年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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